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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革”开始后，一夜之间我所经手出版的连环画都成了“毒草”。眼看一批批连环画被毁掉，真是肝肠断裂，而又无可奈何！直到1970年图书阵地还是一片荒芜，孩子们没有书看，学校里流传手抄本，精神毒品在危害着青少年，令人心急如焚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周总理于1970年9月17日、1971年2月11日，两次接见国务院出版口（临时性的出版领导机构）领导小组，在询问青少年图书出版情况时，一再要求出版单位尽快恢复业务，并询问：有没有人编“小人书”？要抓一下连环画工作，新书要出，过去的也要选一些好的再版，一定要解决青少年没有书看的问题！出版口的领导人向我们传达这一指示时，我刚刚从“牛棚”里“解放”出来，虽然还心有余悸，但因得知总理这样重视连环画，便努力放下思想包袱，立即投入恢复连环画的工作中去。但是当时由于“四人帮”还操纵着文艺界，人们的思想还受着“左”的束缚，连环画工作仍然举步维艰。不久从江青那里也传来讲话，她也说要抓一下“小人书”。但是她所说的“抓”，只允许编绘样板戏，而且编绘必须与舞台形象一模一样，连《红灯记》李奶奶房门门帘上的补丁在哪一边，大小比例，都不得变化。画出初稿还要先送样板戏剧团审查后，再送由“四人帮”操纵的文化小组审查。那真是每走一步都是关卡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周总理决定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。会议于1971年3月15日召开，到会有全国出版单位代表一百余人。我作为人美社代表，参加了这次会议。并多次参加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。会议到7月22日结束。会议始终是在周总理领导下进行的，总理并指定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吴庆彤同志具体主持这个会议。周总理于4月12日接见会议领导成员和部分代表（共30余人）。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令我终生铭记的活动。会见是于凌晨一点零五分到五点二十分，地点在国务院会议厅。陪同总理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先念、吴庆彤等领导人。当总理进入会议室向大家挥手致意时，我一眼看到总理比以前清瘦多了，双颊深陷，瘦骨嶙峋，和1965年我见到他时的健康状况大不一样。总理招呼大家坐到前面，我与总理相距很近，不过三米，看到总理目光还是那样炯炯有神。总理一一询问我们每个人的年龄，家乡何处，听到回答后还常常评论一下到会者家乡的特点，会场便洋溢着一片亲切和谐的气氛。这是“文革”以来好久没有感受到的气氛了。接下来，总理又面带慈祥的笑容说：“你们都受到冲击了吧，受冲击，不要紧嘛，犯了路线错误，认识了改了就好，要站出来工作，你们都是党员，现在群众没有书看，孩子们没有书看，任务紧急啊！你们不干，谁干啊？……”总理一面笑着，用目光扫视着我们，我只觉心里一阵难以抑制的激动，泪水夺眶而出，我偷偷擦干泪水，聚精会神地记录着总理的谈话。谈话中，医护人员送药给总理服用。这使我预感到：总理可能有重病在身了。可是，还这样整夜和我们长谈，从文化工作的大的气候，出版工作的全面形势，到每项出版任务，都一一询问，一一做出指示，包括恢复《鲁迅全集》的编辑出版工作，恢复出版四部古典文学名著和《二十四史》，修订再版《新华字典》……从如何大胆起用人才，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和强调指出主要贯彻党的政策，抓好队伍建设。从我的记录上看，谈话先后有五次历数“极左”思潮的危害，指出批判“极左”思潮的重要意义。会议于7月22日结束，29日晚周总理又接见了全体代表。（同时接见的还有另外几个会议的代表）从晚9点50分，到11点10分结束。总理又一次谆谆叮咛要抓好出版工作。这是在有几百人的会议大厅，他的声音震响全场：“一定要抓紧出版一些好书，包括青年和少年儿童的读物，满足不了他们，他们就要看旧的，坏的。”“各省市第一书记一定要抓出版工作，会议结束后，就要把工作布置下去，落实下去，包括编辑、印刷、发行，都要积极行动起来，努力满足人民的需要！” 这次会见，江青、张春桥等人也坐在主席台上。当时我哪里知道还有个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？到“文革”后揪出他们时，才体会到周总理当时的处境多么艰难而复杂…… 就在出版会议期间，我回单位传达了总理讲话精神，和同志们根据这些精神拟定了恢复连环画的规划，向会议报送了重版一批连环画的选题，由会议领导小组集中各地计划，印成文件上报总理过目，得到总理同意。会议一结束，我们立即行动起来。人美社当时大部分人员下放干校，少数留下来的同志，日以继夜，先整理再版一批批优秀连环画，送向书店。接着又组织编绘一批新作，如《黄继光》、《杨根思》、《一块银元》、《艳阳天》、《列宁在1918年》……有的作品印数达数百万册，如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鸡毛信》、《岳飞传》等都供不应求，书店几乎天天要排大队，常常是书卖完了，人还不散。 1974年9月30日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，周总理以他的名义发出了招待会的请柬。我也接到了请柬。后来从纪念周总理的史料中得知，总理是抱着重病过问这次招待会，连邀请到会的人员名单都经总理审阅。我想，可能就是由于总理关心连环画吧，所以邀请到我这名编“小人书”的老编辑了。